沱江流域高质量发展研究中心成果简报
2024年第一期
成果一：“双碳”目标下沱江流域工业绿色发展研究
负责人：黄寰（成都理工大学，教授）
【成果要点】沱江流域作为四川省工业集中区域，其工业绿色转型是实现“双碳”目标的关键。研究基于中国115个地级资源型城市面板数据，分析了产业结构升级与政府生态环境注意力对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结果可为沱江流域工业绿色发展提供参照。研究发现产业结构升级与政府生态环境注意力提升对绿色创新效率的净效应分别为0.041与0.044，且在5%水平上正向显著，表明产业结构调整与政府对生态环境的关注能有效促进工业绿色转型。此外，产业结构升级和政府注意力提升通过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三个渠道促进绿色创新效率提升。研究建议沱江流域沿线城市实施差异化发展战略，坚持生态优先，加强人才引进与创新驱动，构建循环经济体系，推动工业向绿色低碳方向转型。
成果二：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背景下内江市高品质生活宜居地建设路径研究
负责人：唐毅青（内江师范学院，教授）
【成果要点】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为沱江流域节点城市内江带来了重要战略机遇。研究发现，成都和重庆已发展为区域经济主要引擎，2019年两地GDP占全国五分之一；第三产业GDP占比逐年提高，成都已升至65.57%，重庆为53%，产业数字化在第三产业中增长最为显著，年度增速突破2%。成渝两地数字经济各具优势但产业分工协作不足，经济联系强度较低，辐射带动能力有待提升。研究提出从工业互联网创新发展、服务业数字化、农业数字化转型三方面推进产业数字化赋能路径，涉及建立区域性工业互联网平台集群、推进服务业线上线下融合、加快智能交通与数字政务建设、建立成渝农村农业协同大数据平台等举措。内江作为成渝主轴节点城市，应充分发挥区位优势，借助数字经济协同发展趋势，推动城市宜居性建设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相互支撑。
成果三：沱江流域企业绿色信用评级研究
负责人：徐凯（成都大学，教授）
【成果要点】研究发现，KMV模型在度量企业违约距离方面具有良好的预测能力，发行绿色债券的企业因信号传递效应等因素通常具有较低的信用风险。基于2016至202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管理层讨论与分析文本信息构建的Logistic财务危机预警模型表明，MD&A文本积极信息和文本可读性对企业财务危机具有显著预警作用。研究以成渝双城经济圈19家新经济企业为样本构建的信用风险传染网络模型显示，数字化程度对信用风险传染具有抑制作用，且对网络中重要“桥梁”节点企业的抑制效果更为显著。此外，PCA-Logistic模型对房地产公司财务困境具有较高预测准确率，极端低温气候显著增加了建筑业财务绩效风险，改进后的GA-GARCH-KMV模型提高了信用风险评价准确性。研究建议加强企业自身风险管理，完善信息披露制度，建立统一的绿色信用评级体系，为沱江流域企业绿色转型与信用风险防控提供支撑。
成果四：协同构建沱江流域绿色低碳现代产业体系研究
负责人：陈延礼（宜宾学院，副教授）
【成果要点】研究发现，沱江流域三大产业绿色发展路径呈现差异化特征。农业方面，碳排放效率与经济增长的耦合协调程度存在显著区域差异，需因地制宜提升农业绿色增长效率。工业方面，资源型工业应遵循“问题—控制—优化—治理—模式”主线推进绿色转型，技术型工业需围绕清洁生产流程进行升级，市场型工业则重点从产品开发和转型模式入手，实现全链条低碳化。第三产业方面，研究证实服务业发展有助于缓解贸易全球化对碳排放的负面影响，但同时也加深了城市化对排放的作用，需在扩大服务业规模的同时强化低碳导向。研究构建了“经济—社会—生态”统筹的绿色发展理论模型，提出三大产业协同转型的系统框架，为沱江流域破解传统增长模式下的资源环境约束、协同构建绿色低碳现代产业体系提供了理论支撑和实践路径。
成果五：“双碳”目标驱动下沱江流域生态补偿机制优化研究
负责人：董帅（成都银杏酒店管理学院，副教授）
【成果要点】双碳目标对沱江流域生态补偿机制提出了更高要求，但现行制度体系与双碳政策衔接不够紧密，缺乏系统性的“1+N”政策整合框架。当前沱江流域补偿实施主体以政府为主导，市场化与社会化参与不足，协商共治平台建设滞后；资金来源高度依赖财政转移支付，筹资渠道狭窄，社会资本引入有限；补偿方式较为单一，上下游利益协调失衡，“公地悲剧”与“搭便车”现象较为突出；监督执法力量薄弱，数字化监测手段不足，绩效评价体系尚不完善。针对上述问题，研究提出应创新制度供给，运用好绿色低碳与生态补偿政策组合拳；搭建跨区域协商共治平台，拓宽多元主体参与渠道；扩宽资金来源并提升使用效率，推行分类补偿策略；完善监督考评体系，提升数字化监测水平，建立权责统一的生态补偿责任机制。
成果六：协同发展视域下沱江流域碳排放治理机制研究
负责人：郭祥（四川轻化工大学，副教授）
【成果要点】研究发现，管理者短视对企业绿色创新产出具有显著抑制作用，且通过提高盈余管理水平、削减研发投入两条路径间接削弱绿色创新。具体而言，短视管理者更倾向于聚焦短期经营目标，对周期长、风险高的绿色创新投入不足，转而采用盈余管理等手段修饰绩效，从而减少企业绿色专利产出。进一步检验表明，国有企业、重污染行业以及环境规制较强的地区，能够有效削弱管理者短视对绿色创新的负面影响。研究建议从制度层面加强管理者长期薪酬激励，完善会计信息披露机制，从战略层面保障绿色研发投入的持续性，同时细化环境治理外部监管措施，强化环境规制约束力，推动企业发展方式绿色转型。该研究对于理解沱江流域微观主体绿色创新动力不足的内在逻辑具有一定参考意义。
成果七：沱江流域口岸地区外来杂草的生物学特性和生态安全评价
负责人：付志玺（四川师范大学，副教授）
【成果要点】课题组对沱江流域青白江国际铁路港、宜宾港、泸州港等口岸区域开展实地调查，掌握了口岸周边荒地及草本植物本底资料，明确了入侵杂草种类构成，其中菊科植物种类最多，原产地以美洲、非洲和欧洲为主，并首次发现四川省菊科外来入侵杂草翼茎阔苞菊和省级入侵新记录种羽芒菊。研究建立了入侵植物风险评价体系，涵盖传入定殖风险、扩散风险、潜在危害与影响、危害控制四个一级指标及多项二级指标，据此评估出口岸地区需密切监测的高风险入侵物种，并编制了青白江港和泸州港两套入侵调查评价报告，构建了动态疫情数据库与数据共享平台。对策建议方面，在管理层面提出完善动植物检疫配套法规与标准体系、健全农产品检验检疫准入制度、构建国内外疫情信息数据库、加大检疫执法力度、完善风险预警与快速反应机制；防治层面提出因地制宜选择防治措施、将入侵物种防治与利用结合、提高根除技术、开展生态效果评估、加强关键地点保护。
成果八：沱江流域协同推进碳达峰碳中和的路径研究
负责人：贺刚（西华大学，副教授）
【成果要点】研究发现，沱江流域碳排放总量占四川省60%左右，是全省实现“双碳”目标的关键承载区域。2010至2020年流域碳排放累计达21.77亿吨，成都、内江、乐山居前三位，其中成都2015年达到峰值后开始波动下降。研究构建了涵盖经济体量、历史排放责任和公平性原则的碳排放权分配指标体系，测算2021至2030年沱江流域整体碳排放配额为32.36亿吨，呈逐年上升趋势。综合加权平均方案显示，成都（42.6%）、宜宾（9.3%）、泸州（8%）位居碳排放权分配前三，阿坝州（2.5%）最低。这一方案兼顾了经济发达地区的发展空间与欠发达地区的补偿需求。为协同推进碳达峰碳中和，研究提出成立沱江流域低碳城市群联盟、明确碳分配权机制与“双控”标准、完善碳普惠机制推进绿色金融服务、建设碳中和先进示范区、承接发达地区产业转移和技术溢出等五大路径。
成果九：绿色低碳技术创新推动沱江流域农业高质量发展路径及对策研究
负责人：胡茂（西南科技大学，副教授）
【成果要点】沱江流域农业低碳转型面临减排技术推广不足、农民低碳意识薄弱、碳交易机制不完善等问题。低碳技术专利申请量虽稳步增长，涵盖节水灌溉、精准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等领域，但区域差异显著，成都等经济发达地区创新能力明显强于其他区域。农业碳排放主要来源于畜禽养殖、稻田种植、化肥和农膜使用，随着低碳技术推广和减排措施实施，单位产量碳排放强度有所下降，但碳监测核算体系尚不完善、碳交易市场发展缓慢仍是制约因素。研究提出分类施策推进畜禽养殖污染防治、提升稻田生态系统减排增汇能力、减少化肥和农膜使用量等具体路径，并从加强低碳技术研发、完善碳排放核算体系、构建公平低碳市场体系等方面提出政策建议，为沱江流域农业绿色转型提供了系统性方案。
成果十：沱江流域国土空间利用质量评价与提升路径研究
负责人：刘小波（内江师范学院，副教授）
【成果要点】沱江流域国土空间数量结构以耕地为主，占比达79%以上，建设用地面积不断上升。2010至2018年，城镇、生态和综合功能质量整体呈缓慢上升趋势，农业功能质量均值下降0.038。空间格局上，城镇功能质量高值主要分布在西北部，低值区在中部纵列分布；农业功能质量高值区分布在中南部四周，低值区在北部；生态功能质量高值区分布在西北部，低值区在南部和中部部分地区。四种功能质量均呈正相关性，以“高-高”和“低-低”集聚为主。针对评价结果提出四大提升路径：推进土地综合治理和城乡基础设施完善，促进国土空间高效集约利用；以保护耕地为核心发展现代农业，防止“林粮争地”；加强农村居民点整理和基础设施配套，优化建设用地结构；以林地保护为核心强化生态空间保护，推进次级支流水生态系统修复，因地制宜发展生态产业，实现“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转化。
成果十一：沱江流域工业低碳转型与高质量发展研究
负责人：彭新艳（西南石油大学，副教授）
【成果要点】研究发现，沱江流域经济发展水平2010至2019年持续上升，第三产业比重从2011年的不足40%增至2021年的52.5%，产业结构逐步优化。能源消费结构中煤炭比重持续下降，天然气和水电占比稳步提升，清洁能源利用得到更多重视，但化石燃料消费仍占较大比重。水环境效应综合评估显示，2008至2022年流域水环境安全等级由III级（基本安全）提升至II级（安全），管理子系统权重最高，工业废水处理投资和建成区绿化覆盖率对整体水环境影响最为显著。低碳情景预测表明，若持续优化产业和能源结构，2031年碳排放强度较2021年可下降48%，能耗强度下降48%，但碳强度距下降50%的目标仍有差距。研究建议加快煤电结构优化，大力发展光伏、水电等新能源产业，构建综合能源系统与智能电网，推动工业体系绿色化与智能化转型，优化财税政策支撑与碳金融市场建设。
成果十二：沱江流域冬春季干旱事件变化强度转换规律及综合应对策略研究
负责人：周丽（内江师范学院，副教授）
【成果要点】沱江流域雨季极端降水阈值整体呈东高西低的分布格局，东南部泸州附近为高值中心，西北部绵竹、什邡、彭州一带极端降水总量、频次和强度均最大；时间上，极端降水总量、频次和强度分别于1985年和1984年发生突变，此后总体呈减少趋势，分别存在4a、9a、15a和6a、16a、30a等振荡周期，近年分别以9a、8a、16a周期强度最强。干旱方面，流域降水量年际波动较大，变异系数在0.19至0.26之间，干旱事件发生次数呈上升趋势，17个站点干旱频率为30.12%，其中轻度、中度、严重和特大干旱分别为21.39%、5.89%、1.63%和0.71%，2006年为最干旱年份，空间上北部比南部更容易发生干旱。研究为沱江流域极端降水与干旱灾害的监测、预警及防灾减灾提供了科学依据。
成果十三：沱江流域餐厨垃圾回收处理的经济政策研究
负责人：李裕坤（四川旅游学院，副教授）
【成果要点】研究发现，沱江流域餐厨垃圾回收处理面临集中收运覆盖率不高、产生主体环保意识薄弱、收运企业盈利状况不佳、收运过程管理不规范等问题。以成都和内江为代表城市的实地调研显示，四川地区餐厨垃圾水、油、盐含量偏高，资源化利用回报率相对较高，但正规收运企业数量有限，大量零散主体的餐厨垃圾被作为生活垃圾处理或随意倾倒。博弈分析表明，理想均衡状态需要政府加大前期补贴力度，确保合法企业在技术研发和设备购置阶段的经营成本得到弥补，同时提高对非法售卖和收运行为的惩罚力度，使其违法成本高于非法收益。基于此，研究建议出台政策提升餐厨垃圾集中收运覆盖率，加大环保宣传增强公众意识，支持企业提升盈利能力，规范收运过程管理，并通过经济手段引导各参与主体行为，促进餐厨垃圾回收处置取得良好效果。
成果十四：创新型县（市）建设赋能沱江流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机制、路径与对策
负责人：孙根紧（四川农业大学，副教授）
【成果要点】以金堂县、隆昌市和什邡市三个沱江流域内国家首批创新型县（市）试点为准自然实验，运用双重差分法评估创新试点政策对县域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发现，创新型县（市）建设对沱江流域县域经济发展具有显著促进作用；政策效应在沱江流域内存在明显的地区差异；创新型县（市）建设通过要素结构升级和技术创新两条路径促进县域经济增长。此外，创新型县（市）建设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在机制包括战略引领效应、要素聚集效应、创新激励效应和环境优化效应。研究建议扩大创新型县（市）试点范围，增加对创新活动的财政支持；以提升全要素生产率为目标优化创新导向；坚持“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促进成渝两地资源要素畅通流动，真正实现区域一体化。
成果十五：沱江流域科技创新与生态效率耦合协调研究
负责人：刘磊（内江师范学院，高级工程师）
【成果要点】沱江流域科技创新水平整体不断提高，上中下游均有所增长，上游地区紧靠成都，区位优势明显，增速最快。生态效率综合评价值整体高于科技创新评价值，近年来全流域两项指标均呈上升趋势，但得益于水污染防治攻坚战深入实施、河湖长制持续推进及绿色发展理念深入人心使得生态效率增速更快。但流域上中下游绿色发展水平依然存在差距，上游与中下游差距较大，中游与下游差距相对较小。此外，研发资金投入、环境规制的影响存在一定滞后性，短期内难以快速改变耦合协调度。研究建议加大科技创新投入，推动创新平台建设，深化区域人才协同创新；巩固生态保护成果，持续推动流域综合治理，发挥科技带动作用，壮大节能环保、清洁生产等绿色产业；优化产业结构，加大对落后地区政策支持，促进技术、人才等要素向这些地区倾斜，缩小区域发展差距。
成果十六：内江市红色文化资源现状、问题、利用与开发研究
负责人：傅思忆（成都银杏酒店管理学院，讲师）
【成果要点】内江市红色文化资源呈现出数量不多、公布较晚、开发程度偏低的特点，载体以故居、纪念馆、烈士陵园等新中国建立后的遗物为主，且大部分仍处于“无文献内容、无展陈空间、无专业管理人员”的三无状态，保存、挖掘与利用面临较大困难。研究以范长江红色文化度假区三期建设项目为重点案例，发现数字化技术的融入为红色文化注入了新动能，使得原本静态的遗物、遗址变得鲜活生动，参与者的参观体验和兴趣显著提升。基于此，研究提出应借助数字化技术对内江红色文化资源进行全面梳理与系统化处理，将文献转化为数字化文档和视频，分门别类建立红色文化基因库，实现信息的数字化与网络化；同时充分运用视觉重构理论，创新红色文化产品的呈现与传播方式，拓展传播渠道，增强表现力与影响力，推动红色文化资源与乡村振兴、城市规划的深度融合。
成果十七：基于美丽河湖建设的沱江流域“三水”协同治理方案研究
负责人：刘敏（内江师范学院，讲师）
【成果要点】基于“盆”“水”、生物、社会服务功能四个维度构建河湖健康评价指标体系，对内江高新区晏湾河开展健康评价。晏湾河为沱江左岸二级支流，全长3.36公里，来水主要依靠季节性雨水补充。河流整体处于“健康”等级，其中水质指标表现最佳，物理结构和社会服务功能次之，水文水资源方面表现不佳。主要短板在于：晏湾河上游无河道连接，水资源量匮乏，沿河农业灌溉依赖度高，导致水资源开发利用率偏高；流域降水量年际变化大、年内分配不均，枯季最小日均流量偏小，生态用水满足程度不足；河岸涉水植物存在多种外来入侵物种，部分已成为区域优势物种，对生态安全和物种多样性构成威胁。研究建议强化河长职责与河道“清四乱”管理，科学配置流域水资源保障生态用水，加强外来入侵物种管控，完善水质监测体系。
成果十八：沱江流域生态工程治理背景下水土环境时空变化研究
负责人：赵晓燕（内江师范学院，讲师）
【成果要点】研究基于改进的遥感生态指数模型，对沱江流域2000至2020年生态环境质量进行时空变化与驱动力分析。成果表明流域生态环境质量整体较好，多年均值为0.66，但呈下降趋势，RESII值从2000年的0.7308降至2020年的0.5608，变差区域占18.69%，轻微退化和显著退化分别占19.75%和5.88%，主要分布在城镇化水平高、人口密度大、工农业生产集中的成都周边区县、内江市、资中县、江安县和南溪县等地。空间自相关分析表明，高—高集聚区主要分布在流域源头、井研县、荣县和中江县南部，低—低集聚区分布在成都周边、内江、资中等地区。驱动力分析表明，土地利用类型贡献最大（q值0.2746），其次为坡度、高程和夜间灯光，自然因素与人为因素交互作用增强了对生态环境的影响。
成果十九：沱江流域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协同推进路径研究
负责人：蒋艾春（成都信息工程大学，讲师）
【成果要点】沱江流域经济发展、生态建设与环境治理三系统耦合协同存在失调现状，六大主要城市均处于中度至轻度失调状态。流域在生态建设方面，内江市2017至2021年提升显著，由较低排名升至第二位；环境治理方面，各城市指数维持在0.33至0.65之间，成都表现最佳，内江持续改善，德阳经历下降后回升；环境压力方面，资阳市承受最大压力，连续四年接近峰值，泸州和内江呈持续下降趋势。研究建议发挥成都龙头效应，鼓励要素跨区流动；促进流域周边城市经济、生态、环境三位一体协调发展；增强生态建设效率，加大工业与农业排污治理力度；建立健全环保法规体系，完善环境信息公开与生态补偿机制；以创新驱动产业结构升级，培育新兴产业与绿色产业；构建流域城市灾害韧性，加强防灾减灾与应急管理能力。
成果二十：沱江中下游地区人口收缩问题及优化措施研究
负责人：程前昌（内江师范学院，讲师）
【成果要点】沱江中下游地区常住人口占全省比重持续下降，从2000年的17.51%降至2010年的16.41%，2020年进一步降至14.57%，呈加速下滑态势。空间格局上，中游资阳市、内江市人口收缩量和收缩度远高于下游自贡市和泸州市，每十年收缩度均在10%以上；县域层面差异显著，乐至县收缩度高达35.26%，合江县仅1.49%。成因方面，成都的极化效应是主导因素，中游地区因距离更近人口流失更为严重；同时人口自然增长受阻，老龄化与少子化加剧，人口收缩量与人均GDP呈倒U型关系。影响方面，人口收缩与空间扩张矛盾突出，房地产业面临调整压力，但也降低了社会治理复杂性和竞争压力。研究提出应出台提升出生率和吸引青年就业的激励政策，引入分支机构，发展大健康、大旅游、大数据等“大产业”。
（文/初审：杨丹荔 复审：唐洪松 终审：胡艳）
